戈洛夫金：吉勒出拳更多我更重

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出资拯救银行，而且美联储还暗地里出资两万亿美元拯救大银行。

9月19日，他在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就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內需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靠只要操作好，从市场流动性来说，逆回购的威力并不亚于降准、降息，比如：25日当天，逆回购释放2900亿元流动性，就相当于降准0.5个百分点。

一方面，缓解了市场短暂性资金面紧张状况。央行有史以来最大逆回购，或预示了中国式量化宽松正式启动。中国如果跟随其放松货币，那么，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货币洪水，最终推高通胀和资产价格。如果不跟随其放水货币，那么，必将导致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出口遭受更大打击，对正在放缓的经济增长，无异于雪上加霜。全球市场放松货币，特别是美国放水美元，本来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国。

然而，笔者认为，央行更有可能是，出于应对国际货币政策工具走向的考虑。央行在这个时候天量逆回购，除了对冲了本周逆回购到期资金外，也为防止双节来临，资金供应出现紧张的情况发生。《财经》：也有一部分人提出，国企做大做强，可以把国企利润纳入公共财政的轨道返还老百姓，你怎么看？陈志武：那不一样。

《财经》：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体制改革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先后顺序问题？陈志武：汇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冲击远比利率市场化改革小得多，不仅可以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像当年成立工信部一样，说起来很完美：为了促进电信高科技行业的创新和发展。《财经》：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改革者，一部分蜕变为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从改革的动力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财经》：今年国企改革议题又热，其实是上一轮国企改革争论的继续。

要说难，阻力主要在庞大的国有经济和地方政府。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放松金融管制等系列改革都将是必要的进程。

说明什么呢？在缺乏制约权力扩张的机制下，政府在增加新机构，而不会减少什么机构，政府机构已经足够庞大。破解国企改革之困《财经》：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深化国企改革的呼声鹊起，但如何选择路径成为讨论焦点。如果政府太有钱，老百姓的私权利就会受到威胁。现在为什么退休干部更有可能提出改革诉求？这说明部分在位的一些(当然不完全都是)既得利益者，更喜欢在不阳光、不透明、不被监督的环境中行使权力。

没有人盯着它们，它们当然会不断扩权，该做的不做，而不该管的又偏偏要管。陈志武：是的，难度很大。通过这三方面的改革，还富于民，使中国经济朝着内需和民间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松金融管制。

《财经》：相比汇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难点在哪里？陈志武：这个有不同的理解，对银行来讲，利率市场化有可能对银行的盈利空间整体上是正面的，并满足其他方面浮动的需求。现在，希腊、意大利等国民众也上街游行，使总统、议员、各党派候选人都不太敢在缩减开支上动太多。

各国财政危机就成为必然。政府作为一个概念，是很抽象的，人们容易相信它的万能，至少从愿望讲是如此。

在我们看来，百分之九点几、百分之十都还太低了。《财经》：现在是否出现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的迹象？陈志武：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可能不是国资委本身能够推行的，而是一个更大的国企改革问题，即使是按照我讲的民有化改革来做，实际上某一种形式的国资委还是会存在。从这个意义讲，渐进式改革存在内在的逻辑悖论。这样一来，使得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和竞争程度越来越弱。如何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大？陈志武： 国有企业做强、做大背后隐藏着反市场的逻辑。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好，是因为征税和预算外收入很高。

但是在国资委的官员和国企体制里面的人看来，百分之五都太高了，实际上他们支付的比这个更低。有些官学两界人士抱怨，中国民营企业家都去做金融投资，因为做金融投资带来的回报比做实业要高很多，就出现了所谓的实体经济跟着金融经济、虚拟经济跑，而不是反过来。

利率市场化以后，总体上使利率上升，他们的负担就会大大增加。政府权力扩张，对老百姓和市场的批评意见的接受能力会大大下降。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如果能让汇率市场化改革尽快发挥作用，就不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了。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搞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背后有一个隐性假设，即改革的动力始终在那儿。去年，美国联邦财政税收是2.3万亿美元，相当于6000万美国人的年收入，加上地方财政税收，美国政府的税收差不多是9000万美国人的年收入。另外，现在的地方政府，至少有十几万亿元的融资平台在那里。而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了既得利益群体，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难度。

现在欣慰地看到，国资委正在扭转过去反市场化的政策。现在如果直接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百分百的利润和资产升值交给财政部，把13亿老百姓绕开了，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制衡。

因此，他建议未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然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性变革。人们出于理想化的愿望，指望成立这个部、那个委，然后给这些新部委做明确定位和分工，尽管起初的权职定位很清晰，但成立之后就没有机构去确保这些部委是否运行越位了、是否权力扩张得超出初衷了。

你不能只管它们的成立，而不管之后的运行情况，不盯住它们的权限和尽责。因为这些国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钱的时候，不需要支付5.5%的利率。

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做事的满意度降到超前的低点。《财经》：我们注意到，伴随着社会发展，如今政府机构也愈显庞大。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都需要精简政府，否则难以为继，也威胁民间社会的空间。财政赤字可以某种程度上约束政府的权力膨胀。

财政赤字与规模较大的国债对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形成一种约束。《财经》：相较于早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渐进式改革越往后阻力越大，你认为现在的改革动力如何？陈志武：最后可能难免以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为代价，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国资委对央企要求的资本成本率是5.5%。在美国，高度多元化的大集团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在减少，大概85%以上的美国公司都是高度专业化的。

在征税方面也难以动作。《财经》：所以利率市场化最大的阻力不是来源于金融部门，而是来自低效率的使用资金的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